智能制造,到底是谁错了?
发表时间:2019-07-13 11:34:39 作者:雕刻机

最近多次陷入迷茫:我常常站在很多人的对立面上。如果是我对了,就意味着很多权威的观点和思路是错的。其实,我也常常思考:我是不是真的错了?

回想起来,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25年前读研究生的时候,就遇到一个问题:我不太喜欢一些当时热门的、甚至主流的学术思潮,如模糊数学、神经元方法、智能控制。对它们的负面意见远远大于正面认可。

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?我中学最喜欢物理、生物,大学读的是数学系,这些经历让我喜欢那些能够把道理讲清楚的东西。读中学的时候有些遗憾:没有搞清楚辩证法到底是什么、不知道非欧几何和相对论讲得是什么道理。那时,还私下讽刺政治课:“因为我是对的,所以我是对的。”还好,大学期间,我大体理解了非欧几何和相对论,工作之后理解了辩证法。大一在金华军训期间,我买了本拉卡托斯的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》。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哲学着作。对模糊数学、神经元方法、智能控制的负面印象大概与这本哲学着作有关。

现在想来,造成负面印象的原因,在于学术界的浮夸风过盛。有人曾对我说:某学者因某“智能控制”获得国家奖,其实不过就是用了三个IF语句,加上一个时髦的帽子。还有位老师,做个一个不错的仪表,但苦于理论水平提不上去。这时,一位老朋友给他出了主意:写几篇与模糊控制相关的文章,与这个产品挂钩。于是,他真的获得了两次国家奖。这种内幕了解多了,负面印象就大了。

博士毕业以后的近20年,我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:是我错了还是别人错了。我刚博士毕业的时候,搞连铸二次冷却模型。当时所有人都在问:模型精度不高怎么办? 搞一个图像识别系统,很多专家说我:学术界都不搞,你搞什么?14年前搞性能模型,又站到多数领域专家的对立面上。11年前研究创新理论,被很多朋友指责为走火入魔;如果不是殷部长和几位老领导、老前辈的支持,可能真的就放弃了。现在唯一的好名声大概是10年前逢人便说:要买房子啊!

我是个特立独行的人,从不喜欢赶时髦。三年前,却五大无创地赶了一场时髦:研究智能制造和工业4.0。

说来原因很特殊:我一直关注中国人口问题。我的朋友易富贤先生是第一个用系统理论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人,他写的《大国空巢》有很大的影响力。我支持他,并非只是因为自己想多要个孩子,而是深信他说的是对的。在于人口相关的问题上,我个人捐助过上万元。所以我知道:中国不走智能制造的路子,不行了。

现在遇到的困惑,在于如何搞智能制造的问题。

我认为:要搞好智能制造,就要有好的顶层设计。这个顶层设计,涉及企业的转型、市场的重新定位、组织流程的调整、商业模式的创新。也就是说:智能制造,首先是企业家的事情,技术是用来支持企业家的战略需要的,是手段不是目标。否则,技术就会变成“锦上添花”,就难以创造经济价值,就会变成“贴标签”式的,就会变成政治运动。我当然知道:顶层设计是很难的。但难的事情,也必须去做。

我很欣赏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一段话:“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,干大事而惜身、见小利而忘命。”智能制造是一场革命,如果舍不得时间和代价做顶层设计,而把精力都放在贴标签的小事上,就犯了袁绍的错误。孙子说: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,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” 就是要求把各种问题,事先算清楚,而不是蛮干。

“任何大的成功,都是从小的成功开始的”。的确如此,但这并不是反对顶层设计的理由。

中国的改革开放,就是从小岗村、深圳特区的试点开始的。但这些试点的背后,都有“总设计师”的高瞻远瞩。小平同志说: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、发展生产力就是目标。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”、“破除迷信、解放思想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、“建立特区”就是手段......

对企业来说,推进智能制造的目标就是提高竞争力和盈利能力;技术手段是数字化、网络化;但火车头应该是企业战略目标的重新定位,技术和资源都要围绕这个行动而展开,而不是技术的堆砌。这就是顶层设计。没有顶层设计,就会贴标签、就会盲目追求热点,就会为智能制造而智能制造、就会为完成任务做表面工程。

我反对为数字化而数字化、为网络化而网络化——但是,这两个要素是缺不了的。系统论中有这样一个观点:对于封闭系统来说,熵总是增加的。把这个理论用到技术创新: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,一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一定会越来越慢——如果没有网络化和数字化,变革的动力在哪里啊?

现在回到主题:和主流观点不一样,是不是正常的?